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
2018-08-11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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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也鼓励家人互相照顾,为尽孝的人减轻负担。美国人纳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国税局计算家庭的总收入后,还要减去这个家庭因为赡养老人所产生的减免额度。2011年,减免数字为每位老人3700美元。如果一个家庭的纳税人负责赡养自己的父母、配偶的父母以及双方的祖父母的话,那么这些被赡养人的减免额度可以列在年终报税表里,从而获得退税。

法律并不准备把所有人对父母的态度强行纳入管理范围,而是将维护被看望的权利给予了父母,使之能够在子女不尽义务的情况下有寻求法律救济的可能。真正有多少家庭会为此闹上法庭呢?不会有多少,让人们都到法庭去解决看望问题,也不是法律的目的。只有父母子女关系达到冰点,而且已经冲突激烈的极少数情况,才有法庭相见。可以放心的是,此时法庭去作裁决,基本上已经不再有家庭气氛可供破坏,而只有父母的权利可供恢复,此时的介入也无需太担忧国家对家庭的过度干预。

后来,有人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最近为“一碗汤”距离,最远为“一炷香”时间。正是由于子女与老人分开居住的距离不远,从而保障了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如今,这一口号还被运用到楼市设计中,将适于年轻人居住的户型和适于老年人居住的户型结合到一个小区内,从而使“一碗汤距离”的小区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地点。

在新加坡,老年人不仅不是家庭的负担,相反还是家庭的宝贵财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新加坡政府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家庭出现“空巢现象”,在购买组屋时制定了一个优惠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一同居住。建屋局在分配政府组屋时,对三代同堂家庭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同时规定单身年轻人不可租赁或购买组屋,除非愿意与父母同住,则可优先;如果有子女愿意与丧偶父亲或母亲一起居住,则对父母遗留房屋可以给予遗产税减免优待。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如果是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而在购买组屋后就必须要住,否则将面临高额罚款及牢狱之灾。

再次,是交通工具障碍。这在平时可能不是问题,但是,每年春运,国内交通运输就很紧张,很多人甚至被迫放弃了春节回家,这对于“常回家看看”来说,也是个难题!

对女性公职人员来说,延长产假、育婴假当然不难得到保证。但对劳动强度大、恰恰需要这项政策福利的一线女工来说,有时连法定节假日都无法得到保障,育婴假等更加只能成为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如果强力推进这一政策,反而可能促使企业设置歧视性就业门槛。所以,与其这样,不如认真执行或者制订一些可操作的维护女性权益的具体细则。深圳删除这种中看不中用的条款,可视作一种务实之举。

“不能常回家,并不代表我不想看看父母。”陈显说:“他对自己不能常回家看望父母也很愧疚,所以平时我会经常通电话、邮寄礼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一些。”提及“常回家看看”入法,陈显又表示了些许的无奈,他说,常回老家看看父母,对他来说暂时还是一种奢望。[详细]

首先,是时间障碍。回家看看,需要足够的时间,而“常回家看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对于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来说,他们很难有那么多的时间“常回家看看”即使如果子女想“常回家看看”,但是,单位不容许怎么办?因此,法律在规定“常回家看看”的同时,最好是规定在什么时间段“常回家看看”,同时法律还需规定,单位应该为员工“常回家看看”提供足够的时间,否则“常回家看看”就只能变成一纸空文!

最后,是执行和监督障碍。“常回家看看”入法可以,但谁来监督其执行?是劳动部门,还是民政部门?法律需要明确。而子女若不能“常回家看看”,是民不告官不理,还是司法主动介入?不能“常回家看看”,又应该受到什么处罚?这些,法律都应该作出具体的规定。[详细]

在精神赡养老人方面,日本有套独特的办法。日本老人与子女的同居率非常高,至今还存在一种社会习俗,即只有父母与已婚孩子共同生活才被认为是正常的、能给人以安宁的生活形态。即使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为保证子女“常回家看看”,日本提倡“一碗汤距离”原则,即父母和孩子两家之间的最佳距离是“煲好一碗汤送过去刚好不凉”。

日本是一个较典型的“男子中心主义”社会,妇女一直是赡养照顾老人的重要力量。但在上世纪70年代,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迅猛冲击下,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了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家庭的“空巢”现象十分严重。于是,伦理学家提出了“一碗汤距离”的概念,即子女与老人居住距离不要太远,以送过去一碗汤不会凉为标准。这样,子女既有自己的世界,又能够方便照顾长辈。

因此,陈显每次都是把自己假期集中到一起,基本上他的回家探亲频率保持在两年回家3次左右。他告诉记者,每次回趟家最少要一个礼拜左右,路上浪费2天,回家待5天,5天里还有一些自己的应酬和聚会,“真正能陪父母的时间还是太少了,其实我也有考虑把父母接过来,但是这城市生活成本太高,而且自己还未成家,压力太大了……”

在孝敬父母方面,有人选择每天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与父母联络感情,有人则选择定期看望父母,一周或半个月一次回去陪父母吃饭、聊天。当然,每天回去看望父母的也不少。为了尽孝,许多子女尽量选择与需要照顾的父母住得距离近一些,甚至有的人辞掉工作搬回到父母身边。

说起“常回家看看”,在深圳打拼多年的陈显觉得很无奈。今年28岁的陈显18岁就来到深圳务工。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中的父母已经年过60了,其实自己并不是不想经常回家看望父母,只是从事餐饮管理工作的他,每年的节假日对于他而言就是最忙的时候。“每当看到别人一家在店里开开心心吃团圆饭时,想起远在安徽老家的父母和亲人,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总体来说,“常回家看看”入法,并未改变家庭关系自治平衡的原则,而只是为极端情况下老人恢复其权益提供了途径。可以放心的是,这个法条不会影响太多的人,却为那些子女亲情丧失的老人供应了一点希望,如此而已。

回到“常回家看看”的问题上来,解决老年人的精神孤独问题,关键不是立法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而是敦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有关放假、轮休的劳动法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的“一增”,与深圳关于性别平等促进条例的“一删”形成鲜明对比,这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缺少操作性的法规不如不立。和一些国家立法需要充分博弈,但一旦通过执行无障碍的情况相比较,立法容易执行难的局面,要好好改一下了。

其次,是经济障碍。对于收入较高或者收入比较稳定的工薪阶层来说,“常回家看看”在经济上可能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在外务工且收入很低的群体来说,可能就存在很大问题。有些外出务工者远离千里之外,为了省钱,他们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回一次家。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常回家看看”显然是心有余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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